小剧场40载 :在有限的空间制造无限可能——潘采夫、袁鸿、曹曦
今年是中国小剧场戏剧四十周年。作为中国小剧场的亲历者,《跑题大会》主播潘采夫近日与爱丁堡前沿剧展制作人袁鸿和抓马教育创意总监曹曦,聊了聊有关小剧场的那些事。以下是三人的对谈实录:
01/《绝对信号》
——小剧场四十年的开启
潘采夫:
4月26号,曹曦导演的成长治愈剧《做妈妈》将在北京77剧场上演。借着这个由头,我想和二位好好唠一唠中国小剧场四十年的那些事儿。袁鸿,你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中国小剧场的四十年,要从《绝对信号》开始?
袁鸿:
1982年,《绝对信号》是在北京人艺一个非正常的空间里,像一个会议室或大排练场,林兆华导演,现在我们把他叫“大导”,他做了那个年代的浸没式的演出,观众零距离和演员在一起。它讲述了一个车长和车匪的故事,林连昆先生演的列车长,非常人性。这是北京人艺这样的国家剧院掀开了“小剧场”这一页,那个时候民间团体还没有发育的土壤。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到后面各地都有了小型的剧场,介于大剧场之外的,更灵活的演出空间就有了。像上海青年艺术剧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实验话剧院这些国内比较著名的剧院都有了小的空间。小剧场运动就在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初期,慢慢形成了一个风潮。
《绝对信号》2002年版摄影:李晏
在小剧场进入到2000年左右的时候,我们会想:1982年的《绝对信号》是不是一个开启?2002年,在北兵马司剧场(北剧场),《绝对信号》做了一个复排版。当时林兆华先生做的指导,一群年轻人作为主创,做了一个纪念的演出。
潘采夫:
它这个名字《绝对信号》确实也有这种标志性意义,就跟《一无所有》是中国摇滚乐的开启一样。《绝对信号》的名字起的真是好。
02/ 小剧场跟老百姓更近
它应该无处不在
潘采夫:
我其实有个问题,我一直觉得是需要掰扯清楚的。就刚才说的小剧场和实验话剧和先锋话剧,有什么异同吗?它是不是一回事?
曹曦:
我个人觉得小剧场比较重要的一点,其实不一定非得是实验和先锋。我觉得小剧场比较重要的,它是散落的。大家去大剧院看戏的习惯,是一种宗教般的,仪式般的,它是甚至在某些文化中有种朝圣的感觉。一个大剧院需要匹配的资源,在今天看是很难的,要吸引很多演员、舞台、投资、灯光等等。小剧院它其实应该是散落的,它是到民间、到社区里面去的,它本来不应该只有很少,城市中应该有很多的小剧院。
我恰恰觉得因为既然它是散落性的,那么它就要跟身边的社区有关系。比如说我在这间办公室里演出一部话剧,然后我请的是大楼里的人看,那么它就构成了某种程度那种散落的、侵入的,有的时候甚至你看不见的关系。大楼里的人对于这个空间来说,就是一个重要的、社群聚集的方式。
袁鸿:
我同意曹曦的观点。其实小剧场,它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的兴起,就是剧场空间的一个更迭。它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剧场一定要有一个很堂皇的地方,殿堂式的一个地方,而是无处不在的。它(剧场)可以是一个书店,是一个地下室,甚至是一个储物间。
当然今天的剧场还是要具备很多现代的功能,比如需要有一定的空间和高度。但实际上,小剧场的真正的意义是,它能容纳一切。换句话说,它是能够在有限的空间里来制造无限。就像今天我们所在的工作室,我们过去在这排练过、也演出过,也招待过观众。
潘采夫:
就跟咱们老去的爱丁堡艺术节似的,也没什么观众席,咖啡馆也是剧场。
袁鸿:
像爱丁堡一个桥洞下面就有十几个剧场,大的可能容纳80多人,小的10来个人。
另外就像刚才曹曦导演说的,小剧场是散落式的。它和居民、和社区、和城市的普通的人更近。我去大剧院很早就要预定位置,我要去存包、存衣服,而我在小剧场,我是在相对随意的生活状态当中,就来到了剧场空间。
曹曦:
至于说实验和先锋,我其实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认为所有艺术它一开始都是实验的,你都是要尝试点什么东西,但是艺术家自己要来决定,我尝试到什么程度,我可以拿出来给别人看。比如当代艺术可能有些艺术家觉得差不多了,我就拿出来给大家看了,或者可能有些艺术它就是半成品,它需要有人来观看的时候,艺术本身才成立。
03/ 小剧场是桃花源
又不是桃花源
潘采夫:
90年代末到2000年前后,确实是小剧场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出现了大量优秀剧目和优秀的年轻演员,邓超、陈建斌、段奕宏、朱媛媛等等。
袁鸿:
2003年非典之前,有一个戏我印象特别深,是从广州来的一个剧院演出的叫《安娜·卡列尼娜》。当演出到第三场的时候,有一个从中国台湾来的观众戴了白色口罩,非常显眼。后来,戴口罩的人慢慢多起来,最后的情况是,本来两三百人的剧场最终只来了五、六十人。那个印象非常深刻。
曹曦:
我有一点特别想说的是,不管小剧场也好,大剧场也好,剧场在某种程度上是超越物理空间的存在,它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存在。你在剧场里能看到当下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比如非典的时候,它就是一个极端的状况,对吧?
事实上,人们通常的情感、情绪、认知、思维、沟通,都能在剧场发生和呈现,所以剧场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不是你把剧场这个建筑物推倒了就没有的。但是剧场存在能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和提醒,现在的社会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它不是在逃避,不应该是,“咱们到剧场来就忘了那个(非典)吧。”而是意识到,这是非常紧急的情况。
袁鸿:
剧场在一定意义上是桃花源,但更多意义上它不是。它可以建构乌托邦,但实际上它是在乌托邦的基础上,让我们更加直面,你不可能面临的人生,尤其是小剧场。
潘采夫:
在小剧场,你会感觉四面漏风的,会呼吸的,你所有的风吹草动都是跟土地上的人密切相关联的,这也是它的价值所在。
曹曦:
其实疫情这两年对我个人的影响就是,你没有办法过一个所谓正常人的生活,其中一个很重要就是社交的部分。剧场里面很重要的功能就是,7:30开演之前,6点半左右观众就开始在剧院门口的聚集。那么6:30-7:30之间的空儿,我其实特别喜欢那种东西,那个东西没了以后就变得特别的可惜。
另外一个疫情让我觉得特别难过的一点,想被触动这件事情变得越来越难了,一方面因为信息太多了,以前你认认真真的看一个小说,看一个电影,现在都是加速地看,然后同时做很多件事情。剧场里很重要的一个功能,除了社交,就是触动。你坐在那认真地去凝视一个动作,一个行为,一个图像,演员跟你是呼吸同样空间的空气的,而不是在屏幕那头。
04/ 社会激变
剧场需要新的启蒙
袁鸿:
我觉得今天我们关注剧场,还是把它放在一个商业票房的前提下。过去我们是很享受经营当中的艰苦,大家对待作品是直面的,就是剧场坐满了有蹭票的也好,坐不满,你卖了票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人来也好,但是你还是赤诚以待的,但是今天你会把它变成一项商业的工作。
其实我很好奇,曹曦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怎么来面对创作的?因为你们是新生代。
曹曦:
我其实不是个特别好能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我可能考虑票房考虑的确实不多。
袁鸿:
其实我刚才的提问并不是一个提问。我说当年很艰难,可能条件更差,但是大家接受它是很自然的,但是衡量的标准比较简单,我们今天可能衡量的标准复杂了。然后今天你去面对很多,比如说灯光、舞美、演员,各种都有一套更复杂的程序,过去相对简单的。我们那时候做很多戏,几乎没有签过约,没有人会因为不签约就不来排练不来演。
今天互联网时代,我们接触世界、了解信息更多,但我觉得剧场需要新的一种新的启蒙。一是经典作品应该大量的复排,比如莎士比亚的、我们的郭沫若、老舍、曹禺的经典作品,以及欧美的易卜生、契科夫等都需要复排。
潘采夫:
寻寻根,再出发那种的。
袁鸿:
另外创新的要更多。还有就是接地气的、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家庭、人性的、很普通的那些东西都需要。我们也需要那种爆笑的那些,但是我觉得可能更普通、更寻常的题材,可能会带给剧场观众一个新的体验。
潘采夫:
也就是说小剧场吸取新的营养的时候到了。就像文艺复兴的前夕,大家觉得已经贫乏到我必须从老祖宗那去搬点货,出来找找营养,找找灵感,我再创作出一种新的形式,把小剧场再推到一个新的阶段里边去。刚才按曹曦的说法,包括实验、先锋类的都成了一种模式了,当然就需要革命性的东西出来了。
05/ 《做妈妈》
能打动你吗?
潘采夫:
曹曦你们现在做的这个戏《做妈妈》就是一个现实题材的戏,对吧?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故事吧。
曹曦:
这是一个根据真实的事件改编的剧,发生在英国。一个小女孩,她的母亲去世了,她要跟爸爸一起在她妈妈走之后,度过这么一段哀伤的时间。她要度过,父亲也要度过。
一开始父亲就是手忙脚乱,不知道怎么办。但是跟绝大多数人一样,在那个状况下,父亲只能做到把一些东西都收拾好,把自己情绪也收拾好,继续生活就完了。但孩子不是。孩子一开始也不太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她明显的状态是没有准备好要面对所谓“新生活”,直到有一天她突然说我要“做妈妈”。
然后爸爸的反应跟大多数人一样,认为这是小孩的游戏。然后后面经历了一系列各式各样的事情,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召唤着父亲要去勇敢一点面对,可能他一开始不太想面对,或者因为没有必要面对的东西。然后女孩说要带着纸箱妈妈到外边现实世界去。这样父亲肯定就非常担忧了。当他一旦要出去的时候,面对的是更复杂的社会,别人的眼光,别人怎么看待这个东西。所以爸爸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意识到:我需要保护女儿。
所以这部戏里面有非常多,儿童在一点一点的召唤,甚至是很入侵式的,很冒犯式的,让成年人慢慢在面对自己。我要不要相信孩子。大家得去剧场看全剧的高潮了。
袁鸿:
《做妈妈》这个剧本很打动我。实际上这个戏是一个戏中戏,父亲和孩子之间,孩子在家里营造了一个面对父亲的小剧场,然后孩子还带着这种情境去了学校,而整个学校或者她的同学接受了小姑娘营造的世界。
曹曦:
很了不起的是它是个真事儿,发生在英国的一个真事。它在某种程度也回应了刚刚我们聊的就是,剧场的重要性或者想象力的重要性。
我们没办法其实完全通过逻辑和分析就解决很多我们面对的很复杂的状况,特别是你怎么跟孩子解释一种丧失的感受。
潘采夫:
所以这个是一个给大人看的或者给小孩看的,还是大家可以一块看的戏?
袁鸿:
我觉得年轻人能来看这部戏是最好的。因为你可能不会经历那样的人生,所以你也许能从这里边感悟到什么。它不是一堂课。对我来说看完这个剧本,我接受了很多事情,甚至是你怎么和你的父辈去交流。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温暖、治愈故事,它涉及到沟通,我们怎么去和别人沟通,或者你和自己怎么沟通的,你可以和自己聊天吗?你和自己能对话吗?我觉得《做妈妈》帮我打通了一些东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去面对自己。
2024年10月19日10:00-11:30,FocusLab第十三期将与您一起探讨“手机和屏幕”为主的童年,它如何导致了焦虑 、抑郁和孤独等精神疾病大流行。